会议纪要 | 江南古代植物与社会——植物考古国际学术对话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Author 安婷 贾鑫
11月26日，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主办、剑桥大学考古系协办的“江南古代植物与社会——植物考古国际学术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顺利召开。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安婷和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副教授贾鑫共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和剑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同学30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首先，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刘斌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肯定了植物考古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以及江南地区植物考古近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代表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致辞。他提到本次大会是我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植物考古学术会议，是我国植物考古高速发展和不断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他对未来的植物考古工作提出了三点建议：进一步推动学术规范化，正确理解和准确使用植物考古的概念、术语和方法；进一步增强课题意识，明确植物考古的研究目的和内容是解决考古学问题；进一步加强合作研究，在交流中共同进步。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安婷老师对著名农史学家、植物考古学家、浙江大学教授游修龄先生的农业思想进行了回顾。她提到，游修龄先生主要从事传统农业起源问题和古代农业类书籍的解读，同时涉猎广泛。在研究具体问题时，游修龄先生考据的方式多元，包括考古学、古文字、语言学、民俗、古籍和历史地理等。特别是在稻作史的研究中，游修龄先生被视为中国稻作史的奠基者和领头人。最后，安婷老师表达了对游修龄先生的缅怀之情，也表达了浙江大学未来与各兄弟单位将南方植物考古推向新台阶的美好愿景。
学术研讨会分为区域植物考古研究和植物考古研究新思想、新材料、新方法四个版块。
区域植物考古研究版块共包括四场学术报告，来自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福建师范大学的四位专家学者分别对长江下游地区、川西高原和福建地区做了系统的工作梳理：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黎海明老师的报告题目为《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经济的忠实追随者——采集经济》。他以菱角、芡实、橡子、梨和南酸枣等野生采集类的资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探究长江下游史前人类利用采集类植物资源的种类、历史与方式。通过研究，他发现在距今10000-2300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人类一直在利用采集类野生植物资源，即使距今6000年后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社会已经建立，人类也并未舍弃对采集植物资源的利用，其种类反而更加多样化。据此，黎海明老师推测自然气候环境的塑造和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影响人类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两个重要因素。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舒军武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长江下游沿江地区新石器早期稻作农业的探索》。他根据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发现现有遗址多位于两山之间的河谷盆地。由此，他推测在地形较为相似的宁镇地区可能也存在一些现在尚未发现的早期人类农业活动的考古遗址。他对明故宫附近9个钻孔进行了孢粉分析，证据表明南京地区可能在距今8200年前即存在稻作活动，这与先前研究中水稻植硅体在地层开始持续出现的时间相一致。这些线索说明南京地区可能存在距今8000年前的稻作证据，但很可能埋藏地表以下20-30m，导致考古工作开展难度较大，为我们未来考古工作指出了研究方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万娇副研究馆员的报告题目为《川西高原史前农业研究》。她指出，川西地区位于横断山脉藏彝羌迁徙走廊北段，该地区的农业研究不仅涉及川西地区史前社会的生业形态和生活方式，还折射出早期人群的迁徙流动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她就14个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结合地形分析认为川西地区的农业主要采取因地制宜的模式。总体而言，川西地区在距今4000年以前，水稻发现并不多。距今5300-4700年，川西地区以黍、粟为主，藜属可能作为重要补充，这与成都平原相一致；距今4700-4400年，川西地区同样以黍、粟为主，此时的成都平原有遗址发现了水稻，并有直接测年数据支持；距今4400-4000年，川西地区的下关子遗址和皈家堡遗址粟黍数量多，占据绝对优势，而莲塘遗址水稻比例较高但绝对数量少，尚无直接测年数据，而此时的成都平原已经进入了以水稻为主，黍、粟为补充的阶段。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左昕昕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福建地区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微体化石证据》。他提到，以福建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是非传统起源驯化中心，现有研究较少，但却是研究史前农业从东亚大陆向台湾、东南亚传播和海岸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关键地区。在稻作农业方面，他通过对陶片的显微观察，发现有明显的稻壳印痕，而植硅体分析更是揭示了本地种植水稻行为的可能。因而，他推测距今7500年前后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水稻种植。在旱作农业方面，根据福州盆地多个遗址的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粟黍最迟在5500年前已经传播至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岛地区农业方面，根据海坛岛大量遗址的孢粉和植硅体证据，他认为距今3000年前后该地区是湿地或沼泽环境，存在水稻种植和史前农业的可能性。
在植物考古研究新思想版块，来自剑桥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两位青年学者进行了研究分享：
剑桥大学考古系刘洋博士的报告题目为《地理隔离、瓶颈效应和近亲繁殖引起青藏高原荞麦的分化》，讲述了剑桥大学植物考古团队对于荞麦种群分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遗传学测量所表明的古种群统计学差异，建立多个统计模型来计算拟合优良性，并与过去的气候事件相联系，得出苦荞麦种（Fagopyrum tataricum）和普通荞麦种（Fagopyrum esculentum）之间的分化早于两个普通荞麦种之间的分化，而两个普通荞麦种之间的分化又远远早于两个苦荞麦种之间的分化。其中，生殖隔离促进了普通荞麦种和苦荞麦种的分化。而在普通荞麦种之下，西方种群经历的瓶颈效应和近亲繁殖增大了其与东方种群的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钟华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我国考古出土葡萄属种子遗存初探——兼论本土葡萄属植物的栽培可能》。他通过对比考古出土的葡萄属植物遗存与文献中的葡萄属植物、现生葡萄属植物的异同，讨论了本土葡萄属植物是否存在栽培的可能性，还尝试为鉴定葡萄的野生与驯化提供依据。通过对比分析，他认为考古发现的葡萄种子可以获得形状和尺寸，但难以获得繁殖方式、结果方式、果肉量等信息，因而难以通过生物特性判断葡萄驯化属性。但是，依赖于其他考古证据可以知道早期人类已有对果树资源的强化管理和利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栽培的可能性。
在植物考古研究新材料版块，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三位专家学者介绍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杨玉璋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南陵北宋墓出土我国最早粽子实物的科技分析》。他介绍了对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北宋墓出土的粽子进行的科技分析。其中，他通过植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红外光谱分析、热裂解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与CT扫描等方法分析了粽内的包含物；通过3D超景深照片和红外光谱分析了粽叶材料；通过显微分析与红外光谱分析，探究了粽绳材料。多手段分析认为该墓葬出土的粽子为大米粽子，里面添加有肉块；粽叶是现今南方地区常用的箬竹叶，捆扎的粽绳为箬竹叶条带。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葛威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陶釜有机残留物分析揭示河姆渡先民食物多样性》。他介绍了河姆渡遗址出土陶釜附着有机残留物的科技分析。通过淀粉残留物分析与稳定同位素分析，他发现陶釜中微体植物遗存有稻、小麦族、栓皮栎、豇豆属、百合属等，证明河姆渡先民食物资源的多样性。针对陶釜测年未经校准时年代偏晚的问题，他认为可能受到了淡水效应影响。对此，他反思淀粉粒分析方法仍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赵一凡博士的报告题目为《田螺山遗址木炭遗存指示的环境和木材利用》。他采样、鉴定了田螺山遗址11个单位的木炭样品，统计分析了木炭的绝对数量、出土概率，并重建了木材直径。根据分析结果，他讨论了田螺山遗址的林地植被组成、演化与驱动因素和古代先民林木资源利用情况和分期的问题。他认为田螺山遗址周边主要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周边植被的演化主要受到区域气候的影响；田螺山先民主要的燃料来自以青冈属、樟科等为上层树种的常绿、针阔混交林，缺乏对竹木资源的利用；林缘果树果实是先民的重要食物资源。
最后，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贾鑫副教授以《炭化植物种子的空间建模-以大同铺遗址为例》为题介绍了植物考古研究的新方法，他从地理学的角度，将信息地理学（GIS）与考古学相结合，首先构建了大同铺遗址的三维模型。结合植物考古研究的结果和大同铺遗址的三维模型，运用等比例拓扑和植物种子坐标赋值等方法，给每一粒农作物的种子赋值三维坐标。最后，他还展示了横切面和竖切面上的种子分布情况、整个发掘区的种子三维模型，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大同铺遗址各类农作物的分布情况与空间差异，为我们展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视角下植物考古学发展的崭新面貌。
在讨论交流环节，线上线下的各位专家学者就会议中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和交流。最后，由贾鑫老师和赵志军研究员对会议进行总结。贾鑫老师认为，今天的会议交流，深刻体现了在微观层面现有植物考古工作的细致化，用多种方法如植硅体、孢粉、淀粉粒等来探究植物的利用；也体现了在宏观层面从更广泛的时间、空间尺度看人类利用的过程。赵志军研究员则肯定了这一区域性植物考古会议的重大意义，也肯定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材料的充分性。
此次会议的圆满召开，促进了江南地区乃至我国南方地区植物考古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愿今后各兄弟单位在植物考古领域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未来！